除草剂抗性与转基因作物:农达草甘膦生态链隐忧

由转基因冻结和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指出:近200个独立的同行评议的科学研究表明,广泛使用的除草剂—草甘膦是不安全的。

草甘膦是农达(RoundUp)的活性成分,由孟山都公司生产。研究草甘膦暴露与癌症、出生缺陷和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帕金森氏症)的关系。实验室测试表明,草甘膦可造成细胞损害,包括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还表明,草甘膦可以干扰我们的荷尔蒙平衡。

证据还表明,草甘膦能对河流及水生生物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可能会破坏土壤养分,使植物生病,并最终可能污染饮用水。

草甘膦被广泛用于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通过大量喷洒农达以消除杂草。它导致杂草对像农达那样基于草甘膦除草剂的抗药性越来越强,促使农民使用更多和更有毒的化学品,与新品种“超级杂草”进行斗争。这种“军备竞赛”的农药升级,已经给人们的健康和环境增加巨大的有毒负担。

草甘膦作为许多除草剂的活性成分而在世界各地销售,包括广为人知的农达。基于草甘膦的除草剂广泛应用于控制杂草,因为他们都是非选择性,草甘膦能杀死所有的植被。

草甘膦已晋升为“安全”除草剂。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质疑草甘膦和其最知名的类型—农达的安全性。本报告中详细的证据表明,以草甘膦为原料生产的除草剂产品,可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迫切需要审查他们对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安全性。

在转基因(也称为遗传工程或GE)作物中越来越广泛和密集的使用草甘膦,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进一步的风险。转基因作物专门设计成抗草甘膦的‘RoundupReady’(RR)。这些抗草甘膦品种允许农民在生长的作物上方喷洒除草剂,而在不影响作物的情况下杀死几乎所有杂草。

在北美和南美,主要种植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如大豆、玉米和棉花,它们对草甘膦的使用量急剧增加。美国农用化学品巨头孟山都公司销售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及其自己生产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孟山都向农民推销产品并承诺,仍然通过简化和减少杂草来控制成本,降低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储蓄。随着健康、生物多样性和环境问题及杂草抗性的发展,实际情况往往不同。

鉴于存在的明显问题,新的转基因耐草甘膦作物应该禁止批准。从广义来看,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已经发展成为工业化的种植模式。因此,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与不可持续的农耕有内在联系,而该农耕方式破坏了粮食生产所基于的基本自然资源,应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种植。

人、植物和动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接触到草甘膦和农达。农民、旁观者和其他运营商可以在其应用中接触,邻近自然栖息地通过从草甘膦被应用地区漂移而接触。空中喷洒应用在一些农作物中,如美洲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大豆。大规模的单一品种种植,大大增加了邻近或栖息地种群的意外接触机会。

草甘膦和农达也通过其残留物而暴露,常在食品和环境中发现。2006年,联合国食品法规委员会,就食品中草甘膦及其分解产物的最大残留限量(maximumresiduelevels,MRLs)达成一致意见,但其似乎与每种粮食作物的农业生产类型更相关,而不是人类健康的安全阈值。

鉴于草甘膦对健康和环境影响的新科学证据,有必要重新评估最大残留限量,以便更新安全评估。

在环境中,草甘膦可通过与颗粒物结合而存留在土壤中,但根据土壤化学特性的不同也可渗入地下水。草甘膦还可以直接流入下水道和地表水,并已在这两个系统中都检测到。在加拿大、美国和丹麦,地表水的排水中发现了草甘膦及其降解产物。这些发现对地表水环境质量和饮用水质量有所影响。

有证据表明:草甘膦可对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其释放也可严重影响水生生物。作为除草剂广泛使用,草甘膦存在于土壤、水和我们的食物中。因此,严格评估草甘膦对在植物、人类和动物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独立的科学研究强调了对草甘膦及其相关产品重新评估的迫切需要。这些评估主要研究草甘膦暴露与其对人类和动物健康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的关系,包括长期或慢性效应:

·在阿根廷的查科,由于在转基因大豆和水稻作物上大量喷洒草甘膦,导致婴儿出生缺陷;2009年,阿根廷国家的出生缺陷比2000年增加近四倍。来自巴拉圭的妇女在怀孕期间接触草甘膦除草剂,也发现了类似的缺陷。这些缺陷与实验室通过诱导草甘膦浓度比正常商业种植中低得多的比较相符合。

·草甘膦是一个可疑的内分泌干扰物。这意味着它可能破坏重要生殖激素的产生,如孕激素和雌激素。已发表的研究表明:动物和人类细胞的各种内分泌效果与草甘膦相关。

·疾病模式研究(流行病学研究),草甘膦暴露与人类种群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一种血液癌症)有关;同时实验室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和动物中草甘膦和/或其相关的产品表现出特征典型的致癌物质的特性(即遗传毒性或致突变性)。总之,这些研究表明,草甘膦可能导致癌症。还有证据显示,草甘膦也可能影响神经系统,甚至有可能与帕金森氏症有关。

科学证据强调,必须特别认真的对待这些健康效应。迫切需要对草甘膦及其相关产品的健康影响进行重新评估。

草甘膦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影响生物多样性,包括短期和长期的,以及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积累的证据显示,草甘膦可以由于其在农业或林业的正常使用而对水生生物造成破坏性影响。一些研究表明,在接近田野实际条件下,以草甘膦为原料的产品包括农达,对一系列两栖类物种的成体和幼体有直接的毒性作用。

许多水生动物—从微藻到鱼类和贻贝—已发现由于曝露在草甘膦和/或农达下而受到的影响。所观察到的影响包括:寿命较短,轮虫(一种淡水无脊椎动物)的繁殖率降低;在植物浮游生物种群结构的变化;水生蠕虫死亡率增加;鲤鱼肝细胞的变化。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欧洲鳗短期暴露在农达下,其血红细胞会受到农达遗传毒性的影响。还有迹象表明,草甘膦可能以类似有机磷的方式,影响水生动物的神经系统。

草甘膦也可通过喷雾器设计或故意过量喷洒,直接影响环境中的非靶标植物。这可能导致稀有或濒危物种的损失,或多样性和数量的总体减少。在英国进行的研究,将草甘膦应用在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甜菜上,对这种形式的杂草控制,草甘膦表现出显著的间接影响。其中包括在可耕种的土地上减少杂草数量,减少杂草种子的生产,这两者对物种都存在潜在危害,如果数年反复发生,更进一步影响到食物链,包括受威胁的鸟类物种。

“……与传统方式管理的甜菜相比,在FSEs(英国农场规模评价2000-2003)下种植和管理的转基因抗除草剂甜菜将对耕地杂草种群造成不良影响。耕地杂草的影响将可能导致对较高营养级水平(如农田鸟类)的生物体产生不利影响,与传统方式管理的甜菜相比”(ACRE2004年)

很明显,草甘膦和其制成的商业产品(如农达)可沿食物链的许多阶段危害物种,包括水生食物链。

监管机构必须确保已批准的除草剂对野生动物是安全的。因此,草甘膦对生物多样性的安全性迫切需要重新评估。

鉴于已观察到的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的效应,草甘膦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和土壤-植物系统的影响应得到重视。草甘膦通过直接喷洒,通过已被喷洒的植物根系、或死亡植被就可以进入土壤被。更重要的是,草甘膦影响根际–根系周围土壤,这对植物健康和养分吸收是至关重要的。

令人惊讶的是,世界各地(包括欧盟)草甘膦及其配方产品的当前的审批过程都未对全面测试其对土壤的影响做出要求。

暴露在草甘膦下的蚯蚓表现出生长速率降低,减少茧的孵化,与规避实验土地的行为。蚯蚓对土壤健康至关重要,因此任何对他们的不利影响都可能会影响到土壤健康。

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作物的健康和性能。植物病害—如发生在所有谷物中的立枯并根腐病和大豆的猝死综合症—是由草甘膦诱导的土壤生物和化学特性变化而促进的。这些影响是农民和环保者所关注的,迫切需要解决。

当草甘膦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产生的除草剂抗性很少被讨论,尽管抗除草剂杂草的现象众所周知。现在,15年过去了,抗草甘膦杂草是最有据可查的效果之一,是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种植的一个主要环境关注。

由于抗草甘膦作物的引进,抗草甘膦杂草物种数量的急剧增加。已经证实,20种以上,100多个抗性鉴定菌株中存在对草甘膦抵的抗性,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美洲。许多科学家认为,这增加了对草甘膦的过度依赖,以控制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大豆、玉米和棉花种植中的杂草。

“在大西洋中部地区,免耕玉米和大豆的生产已经被广泛种植,这有利于加拿大飞蓬的生长。在3年内,连续使用一种除草剂—草甘膦对抗草甘膦大豆进行杂草控制已不能控制某些地区的加拿大飞蓬。”

现在,控制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中的抗草甘膦杂草对农民来说是一个主要问题。孟山都承认这一点,并发表了关于如何处理与不断增长的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中的杂草抗药性问题的指导。孟山都的建议包括:

·使用效果更强的草甘膦合成物,草甘膦混合物,和其他除草剂,如臭名昭著的2,4-D—美国陆军在越战期间使用的脱叶剂—橙剂的活性成分;

·生产多个抗除草剂基因(基因堆放)的转基因种子,这将使除草甘膦之外的其他除草剂用于作物喷洒。

这些策略增加了除草剂的使用量,因此增加对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的有毒负担,继续通过除草剂的使用和抗性发展工业化农业。似乎有可能发展抗多种除草剂的更多杂草。杂草抗性的普遍性,以及需要额外的除草剂来控制杂草这一事实,意味着孟山都关于更便宜和更容易的杂草控制措施的承诺并未实现。

除草剂混合物的毒理学影响是不清楚的。然而,很显然,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带来农药的“军备竞赛”的升级,增加了环境和人民有毒负担。

最近的研究表明,基于草甘膦的除草剂,如农达,可以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有害影响。人类暴露在草甘膦下可以对各种健康问题产生影响,包括生殖健康的影响,癌症和神经系统的影响。草甘膦与土壤化学和生物学的相互作用导致各种影响,包括植物营养减少和植物疾病脆弱性的增加。草甘膦也可能渗入到地表水和地下水,在那里他们可能会破坏野生动物,毒性可能会停留在饮用水中。草甘膦和农达都不是良性除草剂,迫切需要进行其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及环境的安全审查。

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已经大大增加了草甘膦的使用,特别是在它们的主要生长区—美洲。新证据显示,草甘膦的毒性受到极大的关注。抗草甘膦杂草的增加与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有关,并在“军备竞赛”的升级中反对对这些抗杂草燃料的关注,未来将有更多的草甘膦用于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使用更强的配方,并可能与额外的除草剂联合使用。这种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的特性应足以导致其培养的禁止。

转基因抗草甘膦(GMRR)作物作为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的缩影,不是可持续农业生产实践的一部分。它们是工业化农业系统的一部分,涉及大规模的单一种植,这依赖昂贵的成本,如除草剂污染的投入。

毫无疑问,迫切需要寻求农业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由于最近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全球农业评估(IAASTD)报告”指出:“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已不再是一个选项”(IAASTD,2009b)。可持续的解决办法不会来自转基因作物,当然也绝不会来自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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